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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健康时报记者许婷婷谭启新
编辑|李江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也许我就不会从事这个职业了。”李莉(化名)从事医药代理工作8年。
曾经在很多人眼里，医药代表并不是一个光荣的行业。无形中，李力一度被贴上了以金卖金的标签，甚至被认为是药价高的“刽子手”。
2020年12月是像李莉这样的医药代表的十字路口。12月1日，酝酿3年的《医药代表备案制度》正式实施，直接指规范医院医药代表的晋升行为。以金抑销，回归学术价值，医药代表合规新时代来临。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镇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国的医学代表曾经偏离了轨道，但现在我们仍然非常需要医学代表通过普及药物知识和向医生传播最新的医学研究信息来帮助规范药物治疗，甚至促进学科发展。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医药代表这一特殊群体正在向高标准转变。
行条目
八年前，刚刚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专业毕业的李莉，正处于择业的十字路口。往左是医疗之路，训练三年，五年评一次名；往右走，是医药代表，一份马上就能到手，待遇优厚，体面的工作。
李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右走”。“更多是因为经济需要。”李莉告诉记者，从事医药代表行业的兄弟姐妹毕业才几年就用全款买了第一套房。
王镇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当时医药代表这个职业还处于“野蛮成长”阶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跨国制药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学术推广等先进的医药营销理念开始在中国兴起。“医药代表”得到了医院和医生的广泛认可和欢迎，成为医生和药企沟通的桥梁。
虽然竞争激烈，但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的背景使李莉成功拿下了某大型外企医学代表的职位。
他还记得刚入行时的情况。李力被分配到一个小众的肿瘤靶向药物产品线，上岗前的培训课程激发了他对这个“医药代表”的职业理想:医药代表不是销售代表，而是学术代表，负责药物整个生命周期链中最关键的部分:营销-不良反应反馈-产品改进，同时要让临床医生充分受益于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然而，入职后，实际的工作内容让他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越来越迷茫。“显然，我们与医生开会解释药物的特性。其实我们的关键任务是获取医生的联系方式，了解医生的喜好，然后以学术活动的名义迎合医生的喜好，赠送纪念品，管理各种差旅费”。李丽说。“我们的药进医院的时候，明明是临床观察费，实际变成了药费提成……”。
每天早上、下午、晚上的探访，时间都是花在等车、坐公交上，周末充斥着各种名目的会议...这让刚毕业的李莉有点不舒服，但李莉也很爽快，高工资远远超过同龄人。
“当药物更多地写入医生处方时，医药代表的佣金也会增加，我第一年的税后收入会达到8万左右。”李立说，“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合规，但是大家都做到了。".
王镇告诉记者，卖黄金的温床其实是“吃药养药”。“卖金最大的弊端不是给医生钱，而是浪费社会资源，以达到“给医生回扣”的目的。给医生10块钱，还要给医药代表回扣和佣金，居然花了20块钱，最后这20块钱的价格就转给医生和国家医保基金了。”
危机
2013年，李莉第一次动摇了“医药代表”这个职业。
今年，一份通知成为国内外医疗领域的一颗炸弹:一家外资企业利用旅行社等渠道贿赂政府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以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价格为目的。
“那时候，我刚入行第二年。这件事让我很震惊。我开始意识到，如果医疗代表不能遵守，它就会消失。”李莉说:“一方面，从今年开始，很多人关注医药代表带金销售，提高了药品成本，医药代表被大大污名化。另一方面，作为从业者，这个我个人是知道的。这是行业潜规则，不是药企。你不做，别人就做。”
这期间，国内很多药企开始反思过去十年的路径，内部监管理念开始完善。
李力告诉记者，今年，他的公司开始设立专门的医疗事务代表，由海外总部直接管理。这样的代表没有销售指标，评估是基于医生学术观念的进步和与医生接触的次数。一些公司选择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医生的差旅费和讲课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支付。
"这个职业有希望被遵守。"成为李丽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
2017年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建立医药代表登记备案制度，并及时披露备案信息。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应当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李莉对“医药代表”这个职业的第二次焦虑发生在2018年。
当时他已经是“资深医学代表”，工作领域从肿瘤线转向慢性病管理线。但这一次，他的职业摇摆不再来自对职业价值的怀疑，而是来自对自己会被裁掉的隐忧。
2018年12月6日，批量采购药品预招标结果发布，31个预招标品种脱颖而出。集中采购试点是国家组织的，意味着中标企业不再担心进医院，医院需要按报量采购。
虽然中标者可以获得市场份额，但近一半的价格直接指向制药公司的利润率。“药品收缴通过降低药品价格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从源头上切断了行贿受贿的资源。”王镇说。
“我们都知道医药企业的终端销售价格中有很多中间公关费用和‘以金销售’费用。据业内初步估计，中间成本占药品价格的比例相当大。”国家健康保险局副局长陈金福在2019年1月17日的国务院政策简报上说。
“当时真的觉得这份工作岌岌可危，在外企工作，过去没有优越感。”李莉说，例如，最初研究的药物的投标价格大多为9998元，而中国仿制药的投标价格在700.41元至729.6元之间，不到原始产品的十分之一。集中开采对药品价格和药企的影响可想而知。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李丽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地位。
再会
2020年，李莉终于离开原公司，进入国内医疗器械公司前三。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学习产品开发资料。“医疗器械还处于井喷式发展阶段，是个人比较好的选择。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要和临床医生交流，我得先成为半个专家。”李丽说。
此时，12月1日，医疗代表备案制度正式实施，意味着“医疗代表”合规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正式颁布，明确医药代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代表药品经营许可证持有人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和反馈的专业人员，不是销售人员。更新医疗代表的工作职责，包括制定医疗产品的推广计划和方案；向医务人员传递与药品相关的信息；协助医务人员合理使用企业药品；收集和反馈临床用药和医院需求信息。明确强调上市许可证持有人应对备案的医药代表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对医药代表在推广过程中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第一责任。
“我国部分药品价格“虚高”的主要原因是流通环节过长、混乱，而药品集中采购则是利用合同规定药品采购数量来保证其使用，相当于厂家直接满足供需和直接销售，迫使经销商在中间切断所有销售和返利费用，包括药品返利”。中山大学医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宣建伟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
王镇认为，要真正告别“以金卖金”的模式，核心是建立合理的医生付费制度；为了使医药代表乃至整个医疗体系回归价值标准，有必要完善全面、全方位的严格监管体系。只有加大违法违规成本，才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对于李立来说，在医疗代理领域干了八年，最遗憾的是他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想不出怎么跟孩子说。你最自豪的职业成就是什么？
李莉透露，“如果让我选择，我八年前就不会加入这个行业。当时行业和我自己都太绿了，疯长。现在个人感觉这个职业在中国不会消失，相反会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干净。
李莉表示，当医药代表回归学术微风时，可能是进入行业的最佳时机。
发布时间：2020-12-15 11:07
